如同很多涉及根本权利的案件一样，欧伯格菲案的反对派大法官（如罗伯茨）极力倚重的一个观点就是，法庭并非议决一项非传统权利的合适场域，这类议题应当交由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去解决，也即民选议员所组成的国会（或各州议会）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承认某一项新兴权利。

肯尼迪真正需要证明的是，如果异性婚姻所体现的私密关系有任何值得宪法保护之处的话，同性婚姻也包含有几乎相同程度、相同质素的这种关系，以至于不存在有说服力的理由可以支持一种本质性的区别对待。这里当然不能否认同性恋者基于其与异性恋者在最低限度上的差异而产生的对于个人自治之内涵的不同理解，但关键在于，这些不同是否足以否认同性恋者的自主选择所应获得的承认(recognition)。

与此同时，他们事实上又不可能隔绝于多数人的社会而生活，因此哪怕是形式意义的隔离但平等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肯尼迪首先提到1967年的Loving v. Virginia案7——这是一桩有关禁止跨种族婚姻法律之合宪性的案件——并强调，最高法院在这一桩案件中一致判定，婚姻是一个自由的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个人权利之一。最明显的佐证就是，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劳伦斯案中坚称，本案多数意见中没有哪一处文字承认了同性肛交行为是正当程序条款保护之下的根本权利……——确实如此，该案多数意见（肯尼迪执笔）并非建基于承认同性肛交是根本权利，而是说，成年人之间的私密行为作为一种对自由之行使应当获得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颇为讽刺的是，在同性婚姻是否应当合宪化的辩论中，其中一方是其权利从来无遭受侵害之虞的人，而另一方则是苦苦争取这一权利的人，若辩论无限期进行下去，对于前者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这种分析方法既包含了对历史的尊重，又确保我们在向历史学习的同时并不会陷入‘让过去统治现在的局面。

欧伯格菲案的部分当事人实际丘在为争取对其过世伴侣的遗产继承权而努力，司一见很多抱有婚姻理想的同性恋者终其一生也等不来一个民主决定，这种时间成本的不公平分配显然己经伤害到民主过程本身的正当性了。这一问题可以沿两个互有交叠的逻辑链条予以陈述：其一，作为更一般化概念的结婚权，是否能超越异性伴侣这一传统保护对象，将同性伴侣囊括在内？其二，同性恋者依据宪法所享有的——作为公民的——一般自由，是否可以包含缔结合法婚姻关系这一具体行为？实际上，肯尼迪就是分别沿着这两条路径来试图达至承认同性婚姻这一共同结果的。(17)参见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4)作为人权的自由只要求人权义务主体不作为，而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权利则要求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积极的作为，并创造条件以保证其实现，如劳动权、受教育权。实有人权是指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人权充分实现是人权立国的最佳表现形式。正义与人权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没有正义也就无所谓人权。

人权特殊性主要强调人权实现上的差异性与多样化，其理论依据在于：(1)人权受经济和文化的制约。但是，不能藉此将人权本质虚无化，这样会导致人们对人权问题的认识、理解与处理无所适从。

例如，普遍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君主专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下，没有产生和存在的客观条件。尊重国家的主权，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与文化合作的基础，也是有效地实现人权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保护的根本条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在批判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等主权在君的理论基础上，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建立起国家的一切权力应当属于人民的人民主权理论，并以此作为根本原则与基石，构建起现代民主的制度体系。近代意义上的法治，起源于君主立宪的英国。

商品生产必然会产生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而法权只可能是经济条件引起的结果，是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其中一个原因，是人权的内容在类别层次上的复杂性。人权，尤其是法定人权，是利益的坚实保障，利益则是这种保障的价值取向。人权本质的要素之一是利益。

求同存异、平等对话，是人权国际合作的基础和前提。任何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割裂开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在B公约下成员国的义务是刚性的，措辞上表现为承担、保证、得或者不得，而在A公约下，成员国的义务是柔性的，措辞上表现为承诺、承认或者确认。德性指人人皆有恻隐心、怜悯心、同情心和仁爱心，并在共同改造自然和社会中，在彼此依存和相互交往的影响中，逐步养成以平等、博爱和正义为核心的一套道德观念，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也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大动力。

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安全理事会、人权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国际法院，以及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立的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特别报告委员和专家工作组等机构，这些机构及相关制度构成了联合国人权国际保护体系。广义上，人权包括自由，如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就包括各项基本自由，国际人权文书中通常都涵盖自由。人权体现人类的人格、价值与尊严，所以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只承认个人权利而否认集体权利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3)人权受民族与宗教特点的制约。199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第85次会议通过关于发展权的决议，在承认发展权属于集体人权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人是发展的中心主题。

正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诉求，将正义诉诸人权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正义内化为人权诉求的固有道德品质。第8条阐述了工作权利的集体内涵，它阐明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所选择的工会，并有权使工会自由运作。

这些都是人权实现的重要思想基础。国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保障公民这样或那样的权利，否则就将失去国家存在的价值。

国际人权文件承认主权国家有权根据本国安全的需要，通过法律对某些人权加以合理限制。(19) 维护社会治安以保障人权。

人权的内容，既有共同标准，也有不同标准。在国际范围内，作为人权主体的群体，包括在殖民统治下的民族、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乃至全人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运行体制。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由于法治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保障人权实际上成了法治的逻辑起点。

在人权遭受侵犯的情况下，也主要依靠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司法、行政措施加以救济。现今，人权的主体还包括各种群体，如一国内的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以及特殊群体，如服刑人员、战俘以及难民、灾民等。

国家权力是维系任何一种群体生活所必需的组织手段，但任何权威只有尊重和保障人的利益才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奴隶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都不被当作人而是当作物对待。

除亚洲地区外，欧洲、美洲和非洲三个区域性国际人权法律体系及其保障机制，在整个国际人权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人权是正义的诉求，而正义是人权的品质。

为简便起见，国际人权文书中更常见的表述是权利与自由。稳定的社会秩序，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公民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基础和前提。法赋人权论的代表人物边沁认为：权利是法律的产物。有些特殊主体，享有一些特定人权，如残疾人享有康复权、服刑人员享有假释权，均是人权内容特殊性的体现。

人权保障专属于国家，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无关。要在人权问题上正确开展国际合作和正确实施国际保护，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上处理好促进人权国际保护与尊重国家主权的关系。

国际习惯法是国家自愿同意的行为规范，它们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而狭义的基本权利的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集体。

全人类共同利益存在最大公约数，这种共同利益使人权共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成为必要和可能。一般来讲，批准或者加入了A公约的国家也会批准或者加入B公约。